想以文字記錄本次義診的經歷。

本次跟著馬偕醫院的團隊前往義診，地點在緬甸東北的臘戍城（Lashio）近郊－果敢族區域，這裡離首都仰光或大都市曼德勒已經非常遙遠了，臘戍這個城鎮，距離中國雲南省倒更近些。

醫療資源缺乏的地區通常交通也較不便，義診要舟車勞頓是基本的。我們從首都仰光轉搭國內班機到臘戍機場後，接著換乘小巴士，沿著滇緬公路一路朝果敢族區域前進…

這條在歷史課本看過的「滇緬公路」是中國對日抗戰時期修築的，戰爭時，中國東部的港口機場全被日軍佔領或摧毀。僅剩跨越橫斷山脈的滇緬公路與飛越喜馬拉雅山脈的駝峰航線，是唯一能獲得外援的生命線，也是當時遠征緬甸的國軍的行軍路線。

物換星移，明明在緬甸，這條公路旁卻不時可看到遠征軍留下的國民黨徽紀念碑與中文碑文。我們都曾在課堂上學習民國初年的歷史，也應付過不少考試。然而人民根已生在台灣島，民國史雖然熟悉卻始終難有共鳴。親身到當地走過之後，這些塵封的歷史才慢慢在心中塑出一些立體感。

突然車子一晃，向右順著一個岔路切出，路寬開始漸漸變窄，道路也從柏油路變成石子路。巴士在不平的路面上下搖晃，把瞌睡中的大家一個一個搖醒。避震器的異音加上連續的搖晃讓胃翻騰，經過兩小時的碎石路考驗，我們才終於抵達了義診的目的地：「果敢族怒江新村」

好險，沒吐出來。

果敢族是緬甸的一支少數民族，但不禁令人好奇…既然是緬甸民族，為什麼居住的村落是用中文命名，而且還叫做「怒江新村」這麼痾…台式眷村味的名字呢？

回顧歷史，果敢區域自古都是漢人的居住地，果敢人是說中文的（雖然腔調有些不同），生活中也保有很多中式習俗（例如貼春聯、放鞭炮）。直到19世紀「日不落」英國海上霸權佔領緬甸，並與清朝簽訂條約，果敢區被清政府割讓給英屬緬甸。一夕之間，中國的多數民族漢人突然身份轉換，變成緬甸的少數民族。

接著到二次世界大戰時，前文提到的遠征國軍也沿滇緬公路進入果敢區域。戰後，有批國軍撤退回台灣的見晴農場安置（也就是清境農場一帶）、剩下的人就在此地落地生根了。

所以現在我們看到的怒江新村，其實是緬甸人、原住漢人與遠征國軍遺族所融合成的聚落，這種妙事或許在大國的邊境歷史中很常見吧，海洋國家的我卻難以想像。
就這樣，在離台灣幾千公里遠，盛產罌粟的緬甸金三角區域；在有著國民黨紀念碑以及操著怪腔調中文的偽眷村看診，恩，蠻有時空錯置的感覺。

歷史講完了回到義診部分，本次義診團隊的組成是來自馬偕醫院的醫師及基督長老教會的執事。

馬偕屬於基督教會體系的醫院，因此整趟行程除了醫療之外，還有一個重要的目的－傳教。
村內的教堂是硬體設備相對完善的建築物，所以我們的醫療站就設立在教堂內。木桌當牙科椅、登山頭燈當診療燈、一台發電機接上牙科空氣壓縮機，我與段運恆醫師簡簡單單的就可以看診。內科吳懿哲醫師與皮膚科林揚志醫師的診間更厲害了，一張木桌權做問診台，一個小屏風當隔板保護病人隱私。藥師采倩學姊在隔壁開了一間單人藥局，小紙條當掛號單。麻雀雖小，簡易版門診就這樣順利開張。

看診的內容大約七成以上是拔牙，其他則是補蛀牙或抽神經，一開始其實有點擔心語言不通的問題，因為村內雖然有不少會說中文的果敢人，但也不乏只講方言的緬甸族群，而且方言種類有超級多，絕對不是抱佛腳可以學得會的。

沒想到門診開始後，醫療站內像菜市場一樣熱鬧（唉還真是一點看診隱私也沒有），當某個病人講的方言我聽不懂，圍觀的人們就會自動跳出聽得懂的人來幫忙我翻譯。而且有幾個幫忙翻譯的村民連語氣都演繹得非常到位，當我對著哭鬧的小朋友用中文大喊「加油，我們快拔好了！再幫我忍耐一下下！」，旁邊的翻譯也表情到位，手握拳激動地說「^&＠！ %^+%&(！ ^&(%$%^&*！！」。

雖然不知道他們到底翻譯了什麼，但看到剛拔完牙的小女孩咬著紗布，淚痕還沒乾卻跟你微笑道謝。我想，我們的善意或許根本不需要什麼翻譯。

隨著門診進入第二天、第三天，越來越多被拔過牙的小朋友也加入翻譯的行列，還會有點幸災樂禍看著剩下「待宰」的小朋友。這些小孩會在你身邊轉來轉去，每天熱情地打招呼，很開心對你說話（然後一個字都聽不懂）。
以前我最不喜歡看的就是無法講道理的兒童牙科，但小孩子的可愛有時也不講道理、會直接融化你的心。

平安夜的那晚，當地的教會年輕人拿著一把破吉他，帶領著我們挨家挨戶報佳音
一路沒有燈光，我們走在毫無光害的碎石子路，敲門、歡呼、唱歌，其中一首是這麼唱的吧：
「在伯利恆的野地裡，有牧人看守羊群；突然看見大榮光，有天使報佳音；
天使叫牧人不要害怕，有一救主今降生；榮耀歸於至高神，地上平安人蒙恩…」

我並不是基督徒，但我看著星空，一起歌唱，想像著西元前的廣闊草原、想像著當初東方三博士遠望著同一片星空…
對我來說這是個一個蠻特別的聖誕夜。

一切終究有現實面

義診醫療團隊實質上能完整治療的病痛其實有限，糖尿病高血壓只開一個月的藥；牙齒不論蛀大洞小洞，村民只求你快快幫他拔掉一勞永逸。病患普遍缺乏病識感的狀況，許多醫療充滿折衷與遷就。

但這樣窮鄉僻壤的村莊，貧富不均仍明顯。副村長是有錢人，借錢給村民收利息，越借越有錢，而小村民借了錢得以繼續生活所以照單全收。當地教會的人員口內有著陶瓷做成的牙橋，而一般的村民則是將樹脂假牙用鐵絲綁在隔壁牙齒上湊合著用。與其說他們沒有醫療資源，他們根本是既沒錢也不想花這個錢，在台灣或世界上發生的貧富資源分配不均，都以某種類似的形式存在這個偏鄉角落。大批居民排隊來掛號，或許衝著「義」而來居多而不是「診」。

醫療團提供短期醫療服務，所到之處都受到熱情歡迎，餐餐都能吃到村民準備的豐盛滇緬料理。但我們心裡終究知道，即便這三天我們再努力看診，棉薄之力終究沒能改善資源分配的問題，這世界中總有人是掙扎的活著，烏托邦不曾存在過、未來也不會有。

回程的路上我陷入思考：
義診與教會團隊帶著滿滿的愛與善意前往，但這樣形式的義診真的有幫助嗎？
當我們用門診人數、拔牙量、塗氟數等若干指標來度量這個為期僅三天的醫病關係，這是合理的嗎？那三天後呢？

黑格爾曾說：凡存在之事必合理。但義診這件事總有讓我想不透的地方。
或許只能在日後的醫療實踐裡慢慢去尋覓答案了。